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文创作理论上: 他认为道(即仁义)是目的和内容,文是手段和形式,强调文以载道,文道合 一,以道为主。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,并博取兼资庄周、屈原、司马迁、司马相如、扬雄诸家作品。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,坚持“词必己出”、“陈言务去”。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,提出养气论,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(《答李翊书》)。 提出“不平则鸣”的论点。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。 在作品风格方面,他强调“奇”,以奇诡为善。 韩愈被列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,又将他与杜甫并提,有“杜诗韩文”之称。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。所谓“以文为诗”,别开生面,用韵险怪,开创了“说理诗派”的诗风。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,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,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,被苏轼誉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;在诗歌创作方面,针对大历以来诗人“窃占青山白云,春风芳草以为己有”(皎然《诗式》)的浮荡习气,“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”(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)的诗风,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、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,力图恢复盛唐气象。 韩愈陵园因此,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,大胆革新,另辟蹊径,独树一帜,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,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。但是,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,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,也就是政治标准第一,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,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,意义不大。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有这样的意见:“从创作实践来看,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,和杜甫的体格变化、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的艺术传统,独立开拓道路。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。”詹锳先生《唐诗》也是这样说的:“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。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,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,认识不够深刻。”张燕瑾同志《唐诗选析》认为:“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,形成了宏伟奇崛和‘以文为诗’的特色。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,比较肤浅。”类似的意见还有,这里不一一列举。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。韩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,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,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,就韩愈而论,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,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,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,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,更有猛烈抨击佛、道二教危害之作,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,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。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,有强烈的战斗性,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。